【人物】枕碧楼往事——纪念沈家本先生逝世 103 周年
1840.8.19（农历7.22）-1913.6.9（农历五月端午）
纪念沈家本逝世 103 周年
沈家本，字子淳，别号寄簃，清末官吏、法学家。新法家代表人物。浙江吴兴县人。历任天津、保定知府，刑部右侍郎、修订法律大臣、大理院正卿、法部右侍郎、资政院副总裁等。沈家本精于经学和文字学，继承了我国学术传统中宝贵的考据方法和求实精神，是理论和实践结合践行的大学问家。沈家本主持制定《大清民律》《大清商律草案》《刑事诉讼律草案》《民事诉讼律草案》等一系列法典，重视研究法理学，主张「参考古今、博稽中外」。《沈寄簃先生遗书》为法律学子研究我国古代法律的必读文献。
作为清末维新变法中的修律大臣，他是近代第一位称得上法学家的人，说他是我们法学的奠基者，如同说鲁迅是中国文学的旗手一样，其地位与价值相当，是一点都不过分的。——肖复兴
清末修律大臣沈家本，非法律圈的人，哪怕学者教授知晓的也不多。《沈家本传》《修律大臣沈家本》陆续出版后，法治「冰人」沈家本才进入部分读者的视线。在史料保存不便的古代中国，沈家的枕碧楼为中国法律研究留下了宝贵的文史资料，堪为奇迹。
今天这篇文章讲述的便是枕碧楼的来龙去脉，摘自沈家家族传记（尚未出版）。作者为沈家后人沈厚铎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）、沈冰（西安理工大学教授）、蔡小雪（最高人民法院法官）和沈小兰（编辑，作家），文章部分内容首次发表，感谢蔡小雪法官授权。
「枕碧楼」在法学界的人们心里可算得是一座心目中仰望的殿堂；在史学界人们的眼中也算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场所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楼所在何处。而藏书界更觉得是个极大的遗憾，因为曾经名噪一时的著名藏书楼，不知为什么，就匆匆地消失了。
枕碧楼哪儿去了？为何当时会命名为「枕碧楼」？楼主在这座小楼中又有怎样的生活？
这个楼主，就是以后建起来的枕碧楼的楼主沈家本。
1901年11月（光绪二十七年十月），沈家本回到了北京，以刑部右侍郎之职，身着从二品大员的顶戴花翎名列朝班。已经是儿孙满堂的年龄，该是退休回家颐养天年了，而自己却刚刚步上一个或许能施展抱负朝堂。怎能不让这位花甲之年的老人，真是感慨万端。在他的《十月初十日到京杂诗》中这样写道：
磨驴故步迹都陈，满眼偏叫百态新。
羸马今朝行得得，又随人踏软红尘。
说他不高兴吗，还是高兴的。从二十一岁进入刑部，如磨驴一般勤恳，四十年的光景，今天自己终于看到了一个「百态新」前程，怎能不高兴呢。一匹羸弱疲惫的老马，又随着人群走进了繁华的世界，昂首阔步前行，怎么会不高兴呢？然而毕竟是年过六旬的老人，他感慨人生、感慨世事，于是他又写道：
幼随慈母见恒河，转眼年华六十过。
回首昔时游钓地，故人零落已无多。
这里的「恒河」当然不是被称为佛教神祉的印度恒河。而是指帝京环城的护城河。回想五岁那年，父亲沈丙莹补官刑部，随母来到北京，第一次见到围城流动的护城河水，如今再次回到这熟悉的京城，人生实在苦短「转眼年华六十过」，物是人非。旧时一起郊游、垂钓的友人已经「零落无多」了。这里最引起沈家本感伤的，就是故人薛允升和赵舒翘。两位都曾是原来刑部的同仁和上司，既有着律学研究的同好，又有良好的上下级关系。而这两位都是朝廷的政治牺牲品。
赵舒翘是他赴任天津以前在刑部的最后一位尚书，曾经支持慈禧抵御洋人，为应付八国联军要求惩治所谓「战犯」的要求，被慈禧当做替罪羊而赐死，沈家本在西安时，曾到赵舒翘墓前吊唁，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长诗《哭天水尚书》。
薛允升则是更早的刑部尚书，与沈家本有着更加深厚的友谊，尤其是在律学研究上，多有交流切磋，成为十分投缘的忘年之交。在西安时，沈家本曾多次登门，薛允升把自己未完成的书稿，托付于沈家本。赵舒翘被赐死后，慈禧重新启用，任命这位八十高龄的老人为刑部尚书。薛允升自知年老多病，难以承受，但老佛爷的旨意岂能抗命。他从西安随驾，却不幸客死汴梁（开封）。回到北京沈家本才得知薛允升的噩耗，十分悲痛。于是写下了痛彻心脾的诗篇：
惨扶丹旐恸归来，寒酹忠魂酒一杯。
寒寺孰携磨镜具，萧萧风助白杨哀。
两位最敬重的上司、良师益友永别了，又无法亲去吊唁，只能把酒酹忠魂，以寄托自己的哀思。
无论如何，心境毕竟不同了，处境也与前大不相同。与他同时任命的刑部尚书张百熙，本来心不在刑部，自是一切委托刑部出身的沈家本。沈家本在刑部近三十年，当是驾轻就熟。他一方面戮力整顿已经荒废了的部务，一方面还得安排自己的生活。
1902（光绪二十八年）正月十三日，谕旨：「转刑部右侍郎沈家本为左侍郎」。二月，张之洞、刘坤一、袁世凯三总督保荐沈家本、伍廷芳出任修订法律大臣。沈家本从从二品升格为正二品大员，开始了他修订法律的艰苦生涯，为中国法制开启了近代化的道路；为中华法系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。
藏书楼落成
刚到京时只能暂住湖广会馆，家眷到京，自然不能久居。1903年（光绪二十九年）征得湖州同乡会的同意，买下了早已破败的金井胡同一号的吴兴会馆（有说称湖州会馆），那留守看管旧吴兴会馆的刁成一家，因为是老熟人，就成了沈宅的管事家人。经过几个月挑梁、翻顶等土木工程，置办了家具，时已入秋，择就吉日良辰迁居。于是这金井胡同一号门前，挂上了「湖州沈寓」门牌。
祝贺乔迁的贺仪分沓，访客络绎自不必说。
沈家本就在这里度过了他辉煌的最后十年。
沈家本酷爱读书、更是爱书。读书、藏书、编书、印书成了他终生的嗜好。在天津知府、保定知府任上收集的书籍，陆续托朋友送到了北京。四房儿孙加上自己的住房、书房、厅堂，三进院落已经不够居住。扩建房屋就成了一家人的议题。议来议去竟过了一年，最后还是尊重了一家之主的意见，决定盖一座类似江南风格的二层小楼，专为沈氏的藏书楼，以安慰老人那怀乡的游子的情结。
楼址定在前院的东耳房之地，向东退至围墙，特地从湖州请来了匠人帮予设计。当然短不了备料、雇工等等一切事务，三爷庚三（沈家本三子沈承烈号）总览其成。但因为庚三并不熟悉江南建筑的风貌，所以沈家本还是得亲自指指点点。直到光绪三十年秋，才算大功初成。虽是木质结构，但两面山墙也还是砖砌，房顶的瓦还得按北京的方式瓦。南方是直接把瓦排列在檩条上，晚上躺在床上，有时甚至能看到月光从瓦缝中洒来。北方因天气寒冷，必须在檩条上铺席，在席上铺泥，在泥上瓦瓦，一则防寒，一则防止瓦被风吹落。当然会很潮湿，虽然房屋落成，也不能即时使用，必得凉一凉潮气。再加上置办书橱书柜、书案、座椅等等，一切办得停当也到了年底。四楼四底的二层小楼，两两打通，上面藏书、写作，下面客厅茶室。显得舒适、典雅而宁静。
价值连城枕碧楼
那是1905年之初，光绪三十一年的新年之际，书楼正式启用，沈家本在一楼客厅陆续接待了拜年的宾朋。
这天上午，庚三、哲甫(沈家本四子、沈厚铎祖父沈承煌号)都被沈家本派出去代为拜年。老人自己便漫漫地整理书籍，也是等待几位投柬要来拜年的客人。乡人仲和（章宗祥，字仲和，清末民初政治家、外交官）先到，刁玉（前面所说的刁成之子）刚刚沏好一壶上好紫笋，这一老一少还没来得及上口，就听门外传来了天津口味的拜年声。仲和哈哈大笑，操着一口湖州式的京腔说：「菊人兄真会赶时啊，这茶刚沏好，你人就到了。」（徐世昌，号菊人，清末军机大臣、民国大总统，后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）
老少坐定，边品味汤浓味沉香溢满室的紫笋香茗，话题很快就到了这刚刚建起的这座书楼，两人就迫不及待的跑到楼上参观。沿着坐东朝西的木质楼梯攀援而上，向南过道两侧，东面书房，已经存入不少经史子集，尤其是那整齐排列的钦定《廿四史》令两位熟读史书的学人齐声叫绝。
西面房中有一大书桌，靠西墙下的书架已经摆上了不少的书稿。沿过道南行，有一不宽的向阳贯穿的廊檐，廊虽不宽，但阳光明媚十分惬意。墨绿的木栏虽不考究，但也颇具江南趣味。
依栏回看，章宗祥略有所思地说：「屋檐下少了点什么吧。」
徐世昌也顿时大悟说：「可不，少了一款匾额呀，沈大人不会连斋号也没起吧。」
两人若有所思地回到客厅，发现董康（江苏武进人，进士出身，入刑部，为沈家本得力助手，直接参与清末变法修律各项立法和法律修订工作）也已经到达沈家静候多时。三人寒暄一番，重新落座，徐世昌又提起斋名的事。沈家本说：「我也正思度此事并未确定，倒想听听诸位高见。」
于是话题转到斋名。三位饱读诗书才子从天一阁说起，遍数了天下书楼，总没想起一个恰当的斋名。有的说，登楼北望，可见宣武门，可以叫「望宣楼」，有的说城下有水而不可见，可叫「听水阁」。
这时董康忽有所悟，说：「城下有水，并不能听，虽在城下，亦在楼下，如枕于上，不如叫『枕溪楼』吧。」
徐世昌连连说：「枕溪不雅不雅。」这时老人一边擎杯饮茶，一边说：「有了有了。」大家忙问：「沈大人有何高见。」
沈家本面向章宗祥，说：「仲和，你知道，我湖州老宅离碧浪湖不远，乃我常常念起之处，此地又枕于护城河之上，河水碧绿，两碧合一，可称『枕碧楼』，诸位以为如何？」
此言一出三位年轻人均以为是，于是老人又说:「哪位辛苦秉筆？」
三人自然互相谦让一番，还是老人定夺，说：「菊人之楷久已闻名，就你辛苦吧。」
徐世昌自然不好推辞，于是叫来刁玉研墨、铺纸，徐世昌就写下了「枕碧楼」三个大字，却无论如何不肯落款，再三推辞说：「沈大人是前辈，晚生不能落款啊。」于是也就作罢。董康大包大揽，卷起写好的字，去制作匾额。
说时已是晌午，三人起身告辞。
几天以后董康带着工匠，来把「枕碧楼」的匾额挂在了小楼二层中间的屋檐下。
从此，这楼就叫「枕碧楼」，沈家本就在这栋小楼吹起来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号角，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著作。
这楼也因楼主沈家本而名闻天下。（文中故事，因沈家本日记这一段阙如，无法还原得十分确切。所记都是沈厚铎年轻时，听祖母赵六如（沈家本四儿媳）的叙述和访问老家人刁玉的记忆而描述的。是否与事实有误，还请方家指点。特别是徐、章、董三位前辈的后人，如有文字记载，恳请赐教为盼。文中所引沈家本诗均出自《枕碧楼偶存稿》。）
枕碧楼修成了，沈家本自是舒服了许多，至少不用到班的时候，自己有了一个比较舒适的书屋，可以专心读书、阅卷、撰文了，或许这是许多文人墨客心目中所追求的吧。
虽说有了一个舒适的藏书楼，可是光绪三十一年，也就是1905年，这一年里，沈家本真是忙得不可开交。因为日记的阙如，我们无法知道这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是怎样应对这繁忙的日子，只从我们见到的、众所周知几份奏章就可以知道，这个时期，他为王朝的司法改革设计的端倪。
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十三日（1905年4月17日）上《奏请先将律内应删各条分次开单进呈折》获准，启动了晚清法律改革的历史车轮。
同月会同伍廷芳《奏请专设法律学堂折》获准，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中央开办的法律学堂开始筹建，启动了为中国司法培养人才的长远计划，沈家本受命担任管理大臣。
还是这个月又会同伍廷芳上奏了《请于各省课吏馆内专设仕学速成科片》为修订法律培养速成人才。
4月，会同伍廷芳上《删除律例内重法折》，请求在旧法中删除叁佰叁拾肆条重罚，其中重点在于「将凌迟、枭首、戮尸三项一概删除，死罪至斩决而止」获准，在中国了历史上凌迟等重法酷刑永远删除。
五月，会同伍廷芳上《停止刑讯折》获准，从此，在中国审讯史上，刑讯成为非法。同折奏明待《刑法》告竣后，将陆续编纂《刑事诉讼法》《民法》《民事诉讼法》。
九月，上《奏订新律折》奏请派遣董康、王守恂、麦秩严前往日本考察研究法制刑政、裁判所及监狱制度、监狱建设等等。获御旨：如所议行。
这紧锣密鼓的行动，绝不可能是沈家本一人的闭门造车，按今天的说法，一定是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、研讨会才能促成。这些会议的地点，无非是修订法律馆或枕碧楼。新建的枕碧楼一时宾客盈门，但来的大都是中青年的才俊，很少达官贵人。
沈家本公务之余，便是读书、修书、整理图书。他常常想，应该有一枚藏书章，然而，求谁治印呢，一直琢磨不定。
这天正值午休过后，刁成来报：「徐世昌徐大人到，已安排在楼下吃茶。」老人赶紧起身。徐世昌当时在军机处值守，大有晋升军机大臣的势头，因为忙，自是少有登门了。今日来访，必有要事。
沈家本急急忙忙来到枕碧楼一层的堂屋，边进门边打招呼：菊人近来公务繁冗，今日垂临不知有何贵干。
徐世昌连忙起身作揖道：沈大人，打搅午憩，见谅见谅。
两人落座，不等沈家本垂问，徐世昌不慌不忙掏出一个纸包，双手奉上说：请沈大人笑纳。沈家本接过纸包慢慢打开，一款随型田黄石印露了出来，仔细一看，上面隽刻「枕碧楼藏书印」六字篆书，沈家本真是喜出望外，徐世昌的篆刻已经小有名气，人家已经题写匾额，再请他刻印，实难启齿。现在他自己送来，实在是令人欣喜啊。
他兴奋地说：近来我常想，请谁操刀制一枚藏书印，你就送来，真是正中下怀啊，令人感谢备至。
连忙打开书案上那上好的青花瓷印泥盒，钤泥押在纸上，一枚精致的随型图章「枕碧楼藏书印」红艳艳的印痕显现出来，老人仔细端详着，情不自禁地说：好精美的篆刻，钤上此印，可让枕碧楼藏书陡生辉煌啊，真是不辱我枕碧楼啊，实在太感谢你菊人大人了。
菊人连忙说：沈大人谬奖了，雕虫小技，不值一赞。他又接着说：图章早已刻好，只是杂事缠身没得功夫送来。沈家本说道：怎么能这样说，你能想到且制好送来，我已感谢不尽了。
两人吃了一回茶，沈家本问道：你在军机行走的事，有眉目了吗？徐世昌答道：老佛爷确有此意，只是还得几位亲王答应，想来迟早的事吧。沈家本说：天随人愿吧，日后你在军机，修律的事还得多多襄助啊。
徐世昌立即说：那是当然那是当然。随手端起茶盅，吃了几口，便起身说：军机那边还需值守，就此告辞，改日再来探望。于是告辞而去。
「枕碧楼藏书印」就这样诞生，除了老人自己手稿，大部分的枕碧楼藏书都有此印痕。这枚宝贵的印章，有幸保存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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